近两年，笔者对杜甫与安史之乱相关的行迹颇为关注，偶有所得，现略作考论如次，以就教于方家。一、与房琯布衣之交的可能性两唐书皆载杜甫与房琯有布衣之交，从而断定杜甫疏救房琯是出于私交的情谊。这样的结论对于尊杜者似乎有些刺眼，于是就有人否定这一结论赖以产生的基础——杜甫与房琯的布衣之交。杜甫疏救房琯的动因是否包含着私交的情谊，我们姑且抛开，单就杜甫与房琯的布衣之交这一事实来说，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考房琯，仕前曾与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10余岁，开元12年以献《封禅书》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同州冯翊尉。无几去官，应堪任县令举，授虢州卢氏令政多惠爱。22年，拜监察御史，后仕宦绵亘。假定房氏“无几去官”在开元13年，22年房氏已拜监察御史，则此前起码应经过一考之显绩前职，假定此职任期满秩4年，则拜职当在开元18年。故房氏与杜甫为布衣之交约在开元12年以前，或13~18年之间，在这些时段中，房氏可能仍然主要住在陆浑。 考杜甫，幼年丧母，寄养洛阳二姑处，且杜家之庄园、祖茔皆在偃师、陆浑一带，洛阳、陆浑当皆为其游处之所。杜甫有诗《壮游》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杜甫14岁在开元13年，“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并非虚言，“斯文崔魏徒”句下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仇注：“《唐科名记》：‘崔尚，擢久视二年进士。’《唐会要》：‘神龙三年，才膺管乐科，魏启心及第。’［1］”崔、魏二人官居刺史，可见颇有年纪。又杜诗《江南逢李龟年》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闻一多按云：“岐王范，崔涤，并卒于开元十四年，则公始逢李龟年，在是年以前……公天宝前，未尝至长安，其闻龟年歌，必在东都。［2］”可见，早在开元十三、四年，十四、五岁的杜甫就与当时洛阳一带官场的长辈结交，而房琯当时只有近30岁，杜甫与他的布衣之交是符合自己交游风范的，而且二人结交更有着地缘上的便利。二、去成都赴梓州的原因杜甫去成都赴梓州的原因，他曾有诗云：“昔去为忧乱兵入”（《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五）》），“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似乎完全是为了避乱，其实并非如此。按严武宝应元年6月入朝，以高适代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徐知道7月反，8月即为部将李忠厚所杀，局面已大体得以控制，此时，杜甫比较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回成都依高适。事实上，杜甫作过这样的试探，他此时有《寄高适》诗云：“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诗名为我共，世事与谁论。北阙更新主，南星落故园。定知相见日，烂漫倒芳樽。”可见，公有意归成都。然而，公竟流寓东川，可能与高适的心境有关。高适方代严武职，属下兵马使徐知道就闹起独立王国的严重事件，高适自然觉得很秽气；而且，当时高适军政事务繁杂，未必有心事顾及杜甫的文字应酬。 即便后来心力可及，他也未必支持杜甫归成都，因为高适并没有打算长期节度西川。翌年2月，他就向朝廷提出请求云：“复愿更征英彦，俾付西南，许臣暮年归侍丹阙”（高适《谢上剑南节度使表》），要求朝廷择彦自代。 此后，高适虽说仍镇成都1年，而杜甫的不归成都更多了一层原因，即对高适防御吐蕃能力的不信任。陈贻焮先生以杜甫《东西两川说》与高适《请减三城戍兵疏》对比，见出高适与杜甫在防御吐蕃方面的战略观点是对立的，高适认为西川边鄙乃无人之乡，当消减防御，而杜甫主张应加强防备；此论信实可从［3］。杜甫既然否定高适的防边战略，则他的不归成都就容易理解了。后来高适守边失利，失松、维、保三州，杜甫写了几首诗，婉含着对高适的批评。 郭沫若以为杜甫的不返成都是由玄肃之间的政权斗争决定的，高适是肃宗一边的人，杜甫靠近玄宗，故二人难以共处，还认为杜甫对高适是不满意的，流寓梓州时还写诗讽刺他。此论恐未切实。此时早已是代宗在位，代宗对待玄、肃之间的恩恩怨怨，颇兼容，高适何必执偏。实际上，杜、高二人的感情并没有什么裂痕，二人交契颇久，公寓蜀得适接济，适以严武代还后，公寄诗《奉寄高常侍》表达遥念之切云：“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适亡，公作诗《闻高常侍亡》云：“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今故旧伤。”可见痛惜之深。第6期李利民：杜甫事迹略考四则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0卷
三、入严武幕府的具体时间杜甫参严幕军事，具体时间素未详，黄鹤据公诗《扬旗》题下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严公置酒公堂，观骑士，试新旗帜”仅断定广德二年六月杜甫已在严府中，至于具体的入幕时间，仍付茫然。今按：杜甫有二诗如下：《严郑公阶下新松得沾字》云：“弱质岂自负，移根方尔瞻。细声侵玉帐，疏翠近珠帘。未见紫烟集，虚蒙清露沾。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严郑公宅同咏竹得香字》云：“绿竹半含箨，新稍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观题目、意象、主旨，当同时所作。黄鹤系二诗于广德二年秋，学者皆宗之。然细审二诗则知，此编未妥。“弱质岂自负，移根方尔瞻”云云，知公方入府。黄鹤订此诗于秋时，盖依“虚蒙清露沾”一句，私意认为黄氏解“露”过窄。露，一种习见天气物象，长年多见，不得但属之于秋；其常见引伸之义就是沾润恩泽，如《国语·晋语》云“是先王覆露子也”［4］，《汉书·严助传》云“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5］”公正以此意入诗。“绿竹半含箨，新稍才出墙”云云，正春末夏初物候，焉得订于秋。又观公入府前在草堂所作诗《绝句四首》云“堂西长筍别开门”，“因惊四月雨声寒”，物候与上诗相合，则知公离草堂入严武幕府在4月。四、离蜀的时间和直接原因对于杜甫离蜀，历来多以为严武卒，公无依靠，故离去。此说宗《旧唐书》，而《旧唐书》何所自，已无从考之。蒲起龙略陈异说，“公于严交谊何如，岂有在蜀亲见其殁，无一临哭之语见于诗者。且此后去蜀诸诗，亦绝无严卒始去明文也。愚意公之去，在四月严未卒时。［6］”时贤陈尚君先生《杜甫为郎离蜀考》一文接力浦说［7］，提出了更多且有力的证据，认为“杜甫离幕后，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主张杜甫在严武卒前离开成都。杜甫去蜀原因，颇费思量，若言其于严武卒后去，不当无临哭之语；若言其于严武卒前去，无意依严，无意留蜀，他何以要在春间离蜀前营屋；若言其以郎官赴召，他何以在出蜀途中一路盘桓留滞。笔者认为，陈尚君先生的论证较为合情合理，在此，结合陈先生的主要观点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辞严幕的直接原因历来学者，并不将杜甫离蜀的直接原因与他辞严幕的原因联系起来。现在，笔者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亦不失为支持陈先生观点的一层新思路。杜甫离开严武幕府，有着志屈、位卑、衰病等方面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都不是直接原因。杜甫的恤民之“襟抱”虽然没有在严武治蜀中得到较好的践履，但在外扰内攘相交迫的蜀地，严武力镇边鄙、威凌方面的功绩则是很显著的，而这可以说是杜甫更重要的“襟抱”（参杜甫《东西两川说》）。言杜甫以屈志而去，理由不算充分。说到杜甫在严幕之中的地位，严武一开始就是以幕僚的规格请他参谋军事的，杜甫接受了；况且充节镇幕僚在当时不失为士子寻求政治出路的有效路径，言杜甫来以幕僚，去以幕僚，不大合乎情理。 杜甫居蜀，身体一直不佳，但从他的具体生活情形来看，如果认为他被衰病缠得连署务也不能办理，从而离开严幕，也言重了。 笔者认为，是杜甫在严武幕府与同僚争位而遭到失败的经历，直接导致了他离开严幕。杜甫才高，得府主恩遇，又希望迁升，难免要与同僚发生抵牾。杜甫与同僚之间不协，个中情形不详，但合观几首相关的诗作，似乎可以做几分推测。《莫相疑行》云：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赤霄行》云：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抵触。……江中淘河吓飞燕，衔泥却落羞华屋。皇孙犹曾莲勺困，卫庄见贬伤其足。老翁甚莫怪少年，诸葛《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三韵三篇》云：高马勿唾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毛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其一）烈士恶多门，小人自同调。名利苟可取，杀身傍权要。何当官曹清，尔辈堪一笑。（其三）《绝句三首》云：谩道春来好，狂风太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掉鱼船。合观诸诗，似乎是说同僚之中有一个阳奉阴违之徒，好争名夺利，与杜甫抢夺某一职位，肆力行事，击败了杜甫；杜甫自视磊落，不屑与争，故以一笑哂之。不难想见，在这次争夺中，严武即便心里想回护杜甫，但人在官场，不得不依政治理性行事。杜甫败此一役，受了伤害，甚至有些嗔怪严武，如《三韵三篇》云：“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众功。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似乎慨叹严氏无大气魄不得用己之高才。可见，这次经历使杜甫在严幕中的处境变得紧张而尴尬起来，很可能是杜甫辞幕的直接原因。（二）受郎职而离蜀杜甫离开严幕后，原打算幽居草堂，故营屋［1］。严武因前事觉得愧对贤友，于是奏请朝廷授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得到准诺，杜甫遂离蜀入京。相应地，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前人撰写的绝大多数杜甫谱传所叙严武为杜甫同时奏请郎幕二职，杜甫以工部员外参谋严幕军事的说法是不符合实情的。陈尚君先生论此颇详，请参阅。第二，杜甫是在严武卒前离开成都的。蒲起龙以不当“无一临哭之语”对武死出走说提出质疑，陈尚君从时间之促迫、严武卒后蜀中之人事安排等方面论证了杜甫不可能在严武卒后迅速离蜀。另外，笔者认为，观杜甫夔州《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的内容，忆生质才品，纪扈从两宫，述协赞恢复，叙历任始终，颂治蜀功德，伤筹边未竟，颇似一篇初悼祭文，尤其“炯炯一心在，沉沉二树婴。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飞旐出江汉，孤舟转荆衡”几句，从起病到逝世再到归葬，更似初祭内容；若公离蜀在严武卒后，则这些话都应该在成都早已说出。第三，杜甫既然因受诏而离蜀赴京，他为何离成都以后沿途盘桓呢？笔者认为，杜甫动身不久，即闻严武噩耗，可能觉得失去倚重，担心回京受逼侧，加之体弱多病，故沿途逗留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