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09年08期
66-70
出版日期：2009-08-28
ISSN:1674-2869
CN:42-1779/TQ
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音译
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谈论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曾得出一个精辟论断：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1］。“如果作为信息系统的某一种语言绝对不与外界接触，那么，它必然会僵化，最后非像中世纪的拉丁语那样僵死不可。［2］ 286”语言是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的，而不同社会的发展又并不是一致与平衡的，所以，某一特定社会的语言总会因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而在特定方面显得不足。弥补不足的途径，除了自己创造外，再就是语言接触中相互借用，而后者通常成为首选的和最有效率的方式。语言中的外来词即是这种借用的见证之一。一、 汉语外来词的历史渊源及界定汉语外来词源远流长，纵观中国历史，汉语吸收外来词曾经出现过两个高潮［2］ 295。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汉唐时期，当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出现了大量汉译佛经，佛教词语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汉语词汇，这些佛教词语主要源于古印度的梵语和俗语及古中亚地区的一些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外来词有些已演变成现代汉语的基本词，如：“佛、禅、菩萨、罗汉、和尚、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等。第二个高潮发生在19世纪中叶至“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西方列强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一方面是西风东渐，另一方面中国的改良派和广大有识之士掀起了学习借鉴西方的热潮。于是，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从而使以英语为主的现代印欧语被迅速吸收到汉语中。在这一阶段，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无论是速度，还是数量以及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一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交通及通讯工具的飞速发展，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英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国际间语言，人们对外来文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心态，承载着外来概念和意义的外来词源源不断地涌进来，造成了外来词输入的第三次高潮。对外来词的界定在我国语言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只有译音的词才可称其为外来词，意译的词不可算作外来词，或者只能称其为“一类既含有外来词的某一特征（词义层面来源于外语原词）又含有本族词的某一特征（汉语的结构表层）的中介词” ［3］。社会语言学家把外来词划分为狭义外来词和广义外来词，狭义上的外来词只是指语音上借用的词汇，而不包括语义上借用语音上不借用的词汇。例如认为“摩托车”是外来词，而“火车”不是外来词。广义上的外来词则既包括语音上借用也包括语义上借用产生的外来词，因此认为“摩托车”和“火车”都是外来词［4］。笔者认为这种分法较为科学，意译词应当算作外来词，因为它们的含义完全决定于外语原词所指及其背景典故。二、汉语外来词的翻译倾向事实上，所谓意译词的“译”一般指翻译，而汉语固有词汇中没有对等词就无法对译外族词，只能是解释，因而作为音义结合的意译词与原词词义相吻合，其外来影响是主要的。因此按广义来看，外来词的翻译就有音译与意译之分了。就像文学翻译中一直存在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对外来词是采取音译的方法还是意译的方法，译界一直存在争论。汉语最初引进外来词时，往往采用照音直写的方法，比如在早期汉译佛经中，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常常采用音译的方式对译汉语中没有的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主客两方语言在接触时，人们还不太清楚所遇见的新事物或新概念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只好采取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用汉字把原词的读音模拟出来，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所有拼音文字引进外来词时所用的转写法。但是汉语构词时却往往带有一种“抗拒音译的倾向” ［5］。也许因为这些音译词组读起来不像汉语，很别扭，也许因为组成词组的汉字常会望文生义，出现了同原来语义很不相同的歧义，也许兼而有之。所以音译借词很多都是短命的，它们存在了没几年就让位给另行意译的词语了，例如：“democracy”曾被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用了几年就转译为“民主”，“violin”译成的“梵阿铃”也在流行一段时间后，被“小提琴”所替代。总的说来，汉语中外来词的翻译经历了从音译到意译的发展过程，并且意译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三、 汉语外来词音译抗拒倾向成因意译的盛行，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音译法产生抗拒的心理。这种抗拒心理来自多方面的原因：（一）语音词汇因素从语音词汇上来看，汉语的语素是单音节的，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并且汉语的语素都是最小的语音和语义单位的结合体，每个汉字除了有形体和读音外，还有意义，是一个音形意的统一体。像一些音译词“德律风”（telephone）、“莱塞”（laser）等的音译中单个汉字无法与整个语素形成对应的关系，每一个字并没有对应的意思，整个词组也没有体现出原语中的意思。而作为拥有着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的文字系统，汉语的符号记录的是语言或词素，因此符号数量大而且复杂，其灵活性和可塑性远远不及表音文字。它与表音文字之间的转换就存在着障碍，这便注定非同族语系的对应更多是在语义结构层进行的，它们的语音之间不能实现有意义的对应。“汉语书写系统的表意性这种特性使汉语更适合于意译或借译，而不是根据音节的直译。［6］”除此以外，中国人有一种深层的语言认知心理，即很难对毫无意义的音加以整体的上的认知，或者说无法接受有音无义的音节，而必须在理解每一音节的意义的基础之上才能接受或记忆新的东西。因此，汉语吸收外来词，大部分以意译为主，而对待音译都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大多是必须要经过一番消化处理或联想后，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采取意译的方式吸收。例如我们比较喜欢选用中国人喜闻乐见，表达吉祥的字眼，用谐音译词的方式将一些外来的商标和字母词译出，并带上实际的汉语语素意义［7］。“TOEFL”译成“托福”（托该考试的福可以到美国留学），“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好喝的饮料或这种饮料带来快乐）。中国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第8期刘静等：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音译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1卷
（二）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作为文化的深层部分，也是词汇演变发展的重要外因。这种力拒音译的倾向深深植根于汉民族的文明史以及民族文化心态。回顾一下汉民族的发展史，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异族入侵过中原的汉族王朝，但又有几个异族最终没有被汉族的高度文明所“同化”呢？不管是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北魏政权还是满洲人建立的清朝，都无一不证明了汉文化具有同化外来文化的强大力量。因为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总是易于“征服”与“同化”低于它的文明水准的民族，这是历史的一般规律。汉民族有着悠久的高度文明，逐渐养就了民族整体的优势感与自尊感，即一种“天朝心态”［8］。在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反面，却也滋生了一种狂妄自大和排他的心理，比如在汉语造字法中有几个个汉字充当了描述外来事物的符号，那就是“胡”、“番”、“西”、“洋”等。正是因为有自我中心意识的存在，在吸收外来词时总是力主意译而排斥音译。（三）意识形态干扰因素自建国以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意识形态上推行“左”的路线，提倡“意译词”、排斥“音译词”被有意无意地提到了爱国主义的高度［9］。除上述原因以外，中国地域辽阔，汉语的方言太复杂，音译的外来词很难从一种方言很快进入到另一种方言，如按意译词，这样传播起来总不会造成误会，大众接受起来也较容易些。综上所述，汉语对音译外来词的排斥不仅有客观原因，还有主观因素的操控；不仅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意译始终在外来词的翻译中占上风。四、汉语外来词音译的新发展随着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各种音译词也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广泛交流渗入到社会生活中来，人们似乎对那些带着洋味儿的词普遍呈现出一种接受容纳的态度，音译词的数量近年逐渐增加，又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港台译法对音译词发展影响深远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香港粤方言的外来词，可以说在汉语各方言中，数量是最丰富的。然而，由于香港回归祖国前一直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社会长期处于英语汉语并用的状态。香港生活节奏快，音译直接、简单，意译则较为繁复，造成香港地区音译词比较多，比如“的士”一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香港地区传入内地的，当时学界对这个词还有争议，认为它是根据粤语语音从英语借来的译音词，与普通话差别很大，而且普通话中也有“出租小汽车”一词，没有必要再借用它，但是这个词音节比“出租小汽车”大为简易，词义明确，又符合现代人用词求新求变的心理，就取而代之了。而台湾地区也由于历史政治诸方面的原因，语言方面更倾向用日语或英语的音译词，比如来自日语的音译词：看护妇（kangofu护士）、欧巴桑（obasan老太太）等，来自英语的音译词：三温暖（sauna大陆叫桑拿浴）、安可（encore再表演一次）、泡芙（puff奶油松饼）等。近些年来，由于港台地区和大陆交往日渐频繁，受港台流行文化的影响，许多港台音译词也随之涌入内地，有些外来词汉语最初采用音译词，后来改成意译词，而现在又采用或开始流行港台一直在使用的音译词。例如（表1）：表1英语外来词音译和意译对比
英语外来词曾经用过的音译词后来改用的意译词cartoon卡通动画片party派对聚会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laser镭射激光microphone麦克风话筒（二）传媒推广了音译词的使用一个新词要在社会中扎根，没有经过一番大肆宣传而使之进入到大众心理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的目光，竭尽所能用一些人们感兴趣而又十分陌生的字眼。比如，香港曾推出的一部电影《无间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间”是佛教用语的音译，意思是“介于黑白之间，善恶之间”，片名不仅简洁深刻，而且与内容不谋而合，耐人寻味。后来影片的成功也让人们记住了“无间”这个源自佛教的音译词。再比如“布波族”（Bobos），又译“波波族”或“波波士”，以音译为主，再加上一个中文的义标“族”构成了一个新词，是指那些IT业界生活富足，品味颇高，喜欢追求时尚的年轻人组群。此词一经出现，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争相报道。2002年，“布波族”被中国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网评为年度最流行词汇之一，这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甚至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新华新词语词典》，使我们不得不惊叹媒体的推动作用。《现代汉语词典》在遇到音译外来词时，会在注文后面括注外语原词，已成为一种体例，如“【麦克风】传声器的通称。［英microphone］”。由此看来，音译外来词已经越来越正式地进入汉语的词汇了。（三）科学术语的翻译呼吁音译词的出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给汉语带来了不少的外来语。像化学元素的名称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淋巴、休克、奎宁、卡路里都已经进入了一般词汇［10］。我们对待外来的科学术语词到底是采用音译还是意译，这关乎到科学术语的统一规范问题。杨枕旦先生［11］在《Karst——旧译名“喀斯特”为何被重新启用》一文中讨论了Karst的译名从喀斯特（音译）——岩溶（意译）——喀斯特（音译）的过程，提出音译名便于同国际接轨，而且“喀斯特”更能体现出此术语的来源（Karst一词源自地名Kars，是指斯洛文尼亚西部的一片石灰岩高原。19世纪中叶，研究地学的人把该词作为术语使用，泛指在该处或他处发育的石灰岩溶蚀地貌），具有科学所要求的实证性和完整性。同时他也指出一些科技术语不便于采用意译，比如首字母缩略语：AIDS（艾滋病）、Radar（雷达）等和一些气象学术语：El Nino（厄尔尼诺）、La Nina（拉尼娜）等。另外还有一些术语采用意译则易引起误解，比如杨枕旦先生曾在《科学术语研究》2001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墨鱼非鱼——再谈意译的不足》［12］中指出“墨鱼”（cuttlefish or inkfish）的中文译名中虽有“鱼”字，但它并不属鱼类，而是一种产于海中的头足类软体动物。类似的如鳄鱼（crocodile）、衣鱼（silverfish）等都非鱼类。其实，有些所谓的意译词并未反映该事物本质，而只是做到字面上的对译。杨先生认为这些意译的外来词均存在很大问题，“望文知义”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不能说得太绝对。对于许多近现代的学科术语我们也会趋向于音译引进，像心理学术语“格式塔”、生物学术语“克隆”等等。笔者认为科技术语的翻译与普通词语翻译不同，必须做到精确，在引用科技外来词时，不妨采用音译或直接引用英文原词的办法。（四）外来词的汉语语素化为音译词的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汉语对外来词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义的延伸使之成为汉语的新语素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从而丰富我们的汉语词汇系统。有的词本来是纯粹的音译词，不含任何意义，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音译词中的某个音译字逐渐取得了独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或者单独使用或者用其组成新词新语，使之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如：“巴”译自英语“bus”，音译词为“巴士”，取得意义后可组成“大巴、中巴、小巴、村巴（来往于居民小区和市中心的公共汽车，用于香港）”等，“吧”译自英语“bar”，音译词为“酒吧”，取得意义后可组成“网吧、茶吧、氧吧、吧台、吧女、书吧”等，“的”译自英语“taxi”，音译词为“的士”，取得意义后可组成“面的、打的、轿的、摩的、的哥、的姐”等，“啤”译自英语“beer”，音译词为“啤酒”，取得意义后可组成“生啤、熟啤、黑啤、扎啤、散啤、暖啤”等，以上词中的“巴、吧、的、啤”都成了有音有意的结合体。五、结语 近年来，音译的外来词似乎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一些学者开始担心音译词的增多会产生祖国语言的“不纯洁”而呼吁要抵制外来语中音译的滥用和汉语中夹杂英文。当然，外来词语进入汉语会对汉语固有体系形成冲击，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但正是因为有这种“不纯洁”才使得各种语言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事物总是两面性的，一味地排斥音译或盲目吸收外来词都不利于本族文化的发展。过去我们确实存在对外来词强烈的音译抗拒，但社会的发展往往直接作用于语言，对语言的开放的心态将会更有利于本族语的健康发展。意译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不吸收音译词；音译的全盘接受不见得就是代表先进的语言态度。积极开放的心态会更加促进音译的规范，而不能一味地抗拒或谨慎。从语言求简的原则来看，当音译比意译更简洁时，音译是不应该被排斥的，比如一些缩略语和科技用词。而且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有很多概念无法命名，特别是在一些和国际接轨的领域我们一时难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概念，当这些外来新事物新概念涌入时，我们的语言往往无法及时反映，这时我们采取引进音译的办法就可以避免一种命名的尴尬和混乱。陈原先生在其著作《社会语言学》中预测说：“在汉语书写系统改用拼音文字（或与拼音文字共存以前），现代汉语借词的这种趋向（即排斥音译转写的趋势）不但不会改变，而且只有愈演愈烈。［2］ 293”而另一种看法认为汉语外来词从音译走向意译，但现在的趋势是回归音译。笔者认为，就历史来说，汉语外来词的确是从音译走向意译，而且现在意译仍占据主导地位，但音译词的数量也的确在增加，这说明我国与外界的交往进一步加深，对外来文化抱有宽容接纳的态度，但外来词终究会不会由主流的意译走向音译，笔者持保留态度。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越长就意味着她越植根于本土文化而对外来文化越谨慎，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段辉煌的历史带给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给我们拓上了民族的烙印。音译的新发展意味着国门的开放，这是可喜的，但音译进而取代意译成为外来词翻译的主流倾向，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众所周知，日语中外来词大都采取音译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语中存在表音的假名，而汉语则是一种表意文字，尽管也有拼音注音，但那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还不是文字，远远达不到假名在日语中所起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汉语中“音译抗拒的倾向”在减弱，但绝不会有完全消亡的一天。意译仍将继续扮演其主导角色，而日本历来就乐于学习外来文化，奉行“拿来主义”，而且国土面积小，有利于新文化的传播，大量的音译词进入日语中，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说日语引进外来词的音译化倾向是很自然的。然而国情不同，文字不同，发展道路也不相同，汉语外来词音译独具特点，即抗拒与发展并存，并且这一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